中国的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均耕地面积小、农业的比较效益差，造成农村年轻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和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妇女化。表面上看，土地的流转完全符合农民和政府的利益，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土地的流转和集约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农资未来将面对的是大农户销售。事实果真如此吗？据我的调研，这个结论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强度，从而制约了土地的流转。

    拿种小麦为例，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之前，每亩地从种到收至少需要花费10个以上的工作日。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民，要获取土地种植收益，到农忙季节一般需要请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假，不仅造成工作的不稳定和工资的损失，还要搭上来回的路费，劳动强度也很大。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愿意放弃农业的种植，从而促进土地的流转。

    现在的情况是，小麦从种到收完全实现了机械化：机械化的翻地、机械化的施肥、机械化的播种、机械化的收割。在土地种植中，农户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选择生产资料、农业服务的外包和付费，不再承担很重的体力劳动，农业的生产已经变成了老、少、妇皆宜的工作了，且用工时间大幅减少，一个就近打工的人完全可以做到打工和种田两不误，也就是说在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并不妨碍庄稼的种植，也不会促进土地的流转。

    在实现了农业的全程机械化后，土地的承包费只有高于农民自种的收益后，他才会自愿流转（政府的强制流转除外）。这时候，一个土地承包户能获得的收益仅为生产资料成本的降低（规模化采购，但规模远远不够）、自有机械的收益和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产量的提高），实际上以上部分规模收益很少，再考虑自然灾害的风险和资本的费用等，必然会造成承包户除种植经济作物外，无法承担高昂的土地承包费，从而阻碍了土地的流转。

    通过调研，我发现在淮河以南的水稻种植区，土地流转得快，在淮河以北的旱作区，土地流转得慢，其根本原因是水稻种植的机械化水平不高，用工强度大，而旱作物的小麦和玉米基本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这点在地租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南方比如江西、湖南和安徽的水稻区，土地的承包费一般在500元/亩/年以下（不考虑种植结构的区别），甚至弃种的都很普遍，而北方的土地承包费普遍都在800元/亩/年以上。

    拿我家的情况为例：岳父和岳母都已经65岁以上，且有退休工资，子女也都成家，并以公务员为主，可以说是生活无忧。但家里还有几亩地，自种部分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对外承包部分的费用达到了1300元/亩/年，种植大田作物的承包大户根本无法承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假如我的关于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的结论正确，那么我们的农业决策部门在制定决策时，就应该更多地鼓励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而不是促进土地的流转（实际上很难流动），这样才能更符合实际的情况。对化肥企业来说，也算是明确了我们未来的服务对象，网络化营销和品牌营销仍然长期有效，避免盲目扩大直销比例。

    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鲁西的高瞻远瞩：在和姜吉涛总经理沟通的时候，他提出了介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想法。只要土地不流转，那么社会化服务就是农业最大的蛋糕！因为以发展的眼光看，农业生产资料的营销必然要依附社会化服务，谁掌握了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农业。

    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活动一定是基于经济责任主体自愿的原则下发生，因此我不认为需要对环保和政府之手等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