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芳，钱兴坤，吴谋远，夏初阳，余岭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2020年前后，全球能源革命加速推进，新冠病毒疫情与地缘政治动荡叠加，以bp为代表的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油气需求前景持悲观态度，发布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战略。但自2023年以来，低碳转型发展环境快速变化，能源转型发展诉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刚开始以减少碳排放为主，后期陆续增加了能源安全性、可盈利性等目标。相应地，bp、壳牌等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碳减排目标、转型战略和转型路径等，及时对之前制定的转型战略进行调整，取消阶段转型目标，放缓转型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实现低碳转型。

1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实施能源转型战略的背景与主要做法

1.1 背景

2020年前后，以bp为代表的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发布相对激进的能源转型战略，涉及公司定位、发展模式、资本配置、组织架构等全方位的深度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欧洲一直在追求战略自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徐进教授团队的研究，欧洲的战略自主总体经历了3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外交经济层面的“尝试突破冷战格局（1949—1992）”和军事层面的“对抗美国单极格局（1993—2015）”，第三个阶段是“试图成为关键第三方（2016—2022）”，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2009年欧债危机后，欧洲经济一直在底部徘徊，中国影响力逐步扩大，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中美博弈升级，同时英国脱欧，欧盟战略空间进一步收窄。在这种背景下，2016年前后欧洲试图通过获得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主导权追求战略自主。2015年欧洲主导的《巴黎协定》形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2020年以来，欧洲成为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能源转型“急先锋”。在政府端，欧盟接连推出《欧洲气候法》《绿色协议产业计划》等重磅文件，勾勒出清晰的低碳转型蓝图，支持低碳产业发展。在社会端，公众舆论压力日益强烈，环保组织、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共同施压。标志性事件是多家非政府环保组织及2万公众起诉壳牌未采取控制碳排放的有效措施，荷兰海牙法院裁定壳牌败诉，壳牌成为了全球首个因绿色转型不力而被判决责任的石油巨头，引发行业震荡。

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油气行业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未来油气需求和价格相对悲观。一是认为未来油气需求前景不好。bp在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净零情景下石油需求在2019年已达峰，2050年石油需求比2018年减少约80%”；壳牌需求预测新增了《巴黎协定》温控1.5摄氏度的情景，认为“石油需求达峰时间从2030年提前至2025年，2050年石油需求较2019年减少约70%”。二是对油价预测出现误判。202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纷纷下调中短期油价预测，bp将未来5年的油价预测值从70美元/桶下调至55美元/桶；壳牌预测2021—2023年油价均值在40～50美元/桶，低于此前设定的60美元/桶；道达尔能源将预测的未来10年油价均值从75美元/桶下调至65美元/桶。

1.2 主要做法

在政策推动、公众施压与形势误判的三重作用下，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率先发布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制定激进的低碳转型战略。一是提升低碳业务的战略地位。率先提出从国际石油公司（IOC）向国际能源公司（IEC）转型，将新能源业务提升到与油气业务同等重要的位置，打造油气业务与新能源业务并行的双引擎发展模式。二是公布净零碳排放目标。率先提出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和阶段发展目标，降低能源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绝对量（见表1），包括范围1、范围2、范围3，即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电力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三是大幅缩减油气业务。大规模剥离油气资产，制定了超过700亿美元的油气资产剥离计划；大幅减少油气支出，油气支出占比将从2020年的70%左右降至2025年的40%～50%，壳牌和bp甚至承诺2025年以后将不再进行新区油气勘探；实施激进的油气减产计划，预计到203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油气产量将比2019年减少25%左右（见表2）。四是资本支出向低碳化倾斜。计划大幅增加低碳业务投资占比，到203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低碳投资将较2020年翻一倍，低碳投资占比将从2020年的不足10%提升到25%～30%。五是组织架构适应性调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并行建立低碳业务部门或者将低碳业务与天然气业务、炼化业务等传统业务进行整合。

表1　202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净零碳减排目标

表2　202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油气减产计划

2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回调方向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市场由“绿色转型”主旋律逐步转向“安全与现实”优先。欧洲多国重新审视本地化油气资源的稳定性，传统能源的重要性再度上升，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能源转型战略进行务实、理性地回调。2023年，bp和壳牌相继更换首席执行官，新管理层上任后，迅速对既有转型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与修正。bp前首席财务官默里·奥金克洛斯接任首席执行官后，发布“重建bp（reset bp）”新战略，以“增加现金流、减少债务、削减成本、提高回报”为新发展目标，重新回归油气主业，缩减低碳业务。壳牌新任首席执行官瓦埃尔·萨万提出以“业绩、纪律、简化”为原则的平衡转型战略，将“以质而非量”地发展低碳业务。

2.1 大幅削减低碳业务投资

bp计划将低碳投资每年控制在15亿～20亿美元，较之前规划每年减少50亿美元；壳牌将2023—2025年低碳业务投资额从此前不少于150亿美元调整到100亿～150亿美元，保留较大灵活调整空间。预计2025—203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低碳业务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在10%～20%。

2.2 大幅下调阶段碳减排目标

范围1和范围2的碳减排相对容易实现，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基本实现或超前完成了阶段目标，只有bp将2030年范围1和范围2碳减排目标从50%调整到45%。范围3碳减排目标较难实现，是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调整的重点，例如壳牌取消2035年范围3净碳排放强度较2016年降低45%的目标；bp放弃范围3碳排放较2019年减少20%～30%的承诺。

2.3 增加油气投资和产量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普遍加大油气业务投资，提高了中短期油气产量计划。bp取消2030年油气产量减产40%至150万桶/日的目标，调整为2030年前实现230万～250万桶/日的增产目标，年均增速不低于2%。壳牌放弃2030年前每年减产1%～2%的目标，明确将“保持油气产量稳定或小幅增长”。道达尔能源宣布2030年前油气产量年均增长3%。从这些公司公布的战略规划看，2024—203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上游投资合计增长15%，油气产量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较2017—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5%有显著提升。

2.4 明确低碳业务重点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进一步缩小或明确低碳业务的重点领域，有选择性地以精细化、差异化策略培育低碳业务，转型新战略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从过去强调规模增长转向更加关注质量效益。例如bp取消了所有低碳业务产能建设目标，同时设定更严格的低碳项目投资标准；壳牌提出将“以质而非量”作为低碳业务指导原则，将项目的经济效益摆在首位。二是明确未来发展的优势领域。例如壳牌新战略明确在2030年前聚焦于电动汽车充电、生物燃料和一体化电力这三大擅长的业务领域。三是发展重点从“低碳电子”向“低碳分子”转变。除道达尔能源坚定地发展一体化电力外，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战略发展重点均转向能与传统业务更好融合的“低碳分子”业务，例如沼气、生物燃料、电动汽车充电、碳捕集与封存（CCS）、氢能等。

3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回调的具体实践

3.1 bp

bp的能源转型启动较早，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整个石油行业的能源转型。2020年，bp制定了“重塑bp（reinvent bp）”转型战略，提出从传统油气生产商转型成为提供低碳解决方案的综合性能源公司，并成为国际同行中第一个发布2050年净零碳目标和宣布油气减产目标的石油公司。bp计划到2030年将油气产量降至150万桶/日，比2019年削减40%，是石油公司转型的“激进派”代表。为配合新的转型战略，bp宣布全面剥离化工业务，整合天然气与低碳能源业务团队，打造全新的四大业务板块：生产与运营、客户与产品、天然气与低碳能源、创新与工程。

3.2 壳牌

2021年，壳牌发布以“绝对净零”碳排放目标为导向的“赋能进步”低碳发展战略，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碳减排目标：以其2016年碳排放强度为基准，计划2023年降低6%～8%，2030年降低20%，2035年降低45%，2050年降低100%，实现净零碳排放。与bp一样，壳牌也宣布了油气减产目标，2030年前每年减少油气产量1%～2%。为配合转型战略，壳牌宣布重组油气上下游业务，合并天然气与新能源业务，组建“一体化天然气和新能源部”，着眼于提供“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积极拓展电力批发和零售业务，加速向低碳能源转型。

3.3 道达尔能源

道达尔能源的碳减排目标在同行中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展现出其积极的态度和较强的决心。通过与同行的差异化竞争，道达尔能源有望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取得领先地位。从目标设定的全面性看，道达尔能源不仅关注碳排放的减少，还注重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的减排，以及能源销售碳强度的降低。道达尔能源对未来业务结构的规划，明确了可再生能源、新型脱碳能源和油气业务的占比，为公司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2024年10月，道达尔能源发布2024年战略，计划到2030年范围1和范围2的碳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40%，甲烷排放量比2020年减少80%，能源销售碳强度降低25%。到2050年，道达尔能源计划将有50%的销售收入来自可再生能源与发电业务，25%来自新型脱碳能源业务（生物质气、绿氢和合成燃料等），其余25%来自油气业务，且利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完全处理油气业务产生的碳排放。

4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回调的原因分析

2020年以来，在能源革命加速、新冠病毒疫情发酵、乌克兰危机爆发等复杂背景下，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能源形势、转型节奏、地缘冲突等形成了5个误判，加之技术迭代滞后，导致其未能践行“先立后破”的渐进式转型原则，正在丧失产业主导权。加之欧洲陷入能源转型、能源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三元矛盾，不仅偏离了通过气候治理实现绿色繁荣的战略初衷，其能源自主与经济竞争力也被削弱。对“五大误判”的纠偏是本轮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战略回调的主要原因。

4.1 误判油气供需和价格趋势，导致欧洲过度依赖全面、快速的能源转型

2020年以来，欧洲为实现战略自主加速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但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油气行业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发展形势出现误判。一是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出现误判。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对未来油气需求前景较为悲观，bp在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净零情景下石油需求在2019年已达峰，2050年石油需求比2018年减少约80%”；壳牌的石油需求预测新增了《巴黎协定》温控1.5摄氏度的情景，认为“石油需求达峰时间从2030年提前至2025年，2050年石油需求较2019年减少约70%”。从实际情况看，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已恢复至新冠病毒疫情前（2019年）的101%，在2024年持续增长。二是对油价预测出现误判。2020年，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纷纷下调中短期油价预测，bp将未来5年油价预测从70美元/桶下调至55美元/桶；壳牌预测2021—2023年油价均值在40～50美元/桶，低于此前设定的60美元/桶；道达尔能源将未来10年油价预测均值从75美元/桶下调至65美元/桶。从实际情况看，2021年以来，布伦特油价均值在70～99美元/桶之间高位震荡。

2023年以来，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开始反思此前激进的转型战略，并承认在判断上的失误。bp首席执行官在2025年资本市场日中表示“我们对快速能源转型的乐观预期是错误的，我们走得太快、太远了”。壳牌首席执行官坦言“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是所有的低碳投资都能带来可持续的回报，公司应该优先发展有竞争力和带来现金流的业务”。

4.2 误判地缘政治发展形势，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加速背离能源转型的初衷

2016年前后欧洲试图通过获得气候变化领域的主导权追求战略自主，但是乌克兰危机加剧了欧洲“增长、转型与安全”的矛盾，能源安全受到挑战，能源价格飙升，使欧洲加速背离通过能源转型实现战略自主的初衷。

2021年，欧盟国家能源消费中约52%的天然气、26%的石油和35%的煤炭从俄罗斯进口。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天然气断供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2022年天然气价格涨幅约为300%。能源价格上涨拖累经济增长。2024年，欧洲经济与上年相比仅增长1%，而中国、美国分别增长5%和2.8%，“高通货膨胀、负经济增长、低能源安全”等因素倒逼欧洲将主要目标回归到经济增长本身，能源转型节奏需要适应这一目标。同时政府财政压力加剧。欧盟国家2022—2023年累计投入近8000亿欧元用于电价刹车机制、天然气限价等能源补贴，多国财政赤字突破3%的警戒线，推高主权债务风险。

4.3 误判油气和低碳业务的盈利周期，未能把握高油价红利导致股东施压而重回油气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净利润增长显著落后于能源转型较慢的美国石油公司。2024年，在布伦特油价较转型前（2019年）上涨30%的环境下，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净利润仅增长3%，转型最快的bp甚至下滑90%；而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长197%。油气产量缩减是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业务下滑的主要原因。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油气产量仅为转型前的70%，未能有效把握油价回升带来的盈利窗口。按2019年产量为基准测算，截至2024年，bp、壳牌、道达尔能源三大石油公司累计减产约4.6亿吨油当量，按2019—2024年每吨原油平均息税前利润136.8美元估算，累计损失约635亿美元；若没有减产，2024年息税前利润较2019年增长55%。

股东要求高投资回报，施压公司重回油气。在股价方面，2020年以来，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股价仅上涨7%，转型最为激进的bp股价甚至下跌14%，而美国石油公司平均股价上涨了49%。在股东分红方面，2020年以来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股息分红和股票回购仅为美国同行的52%。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整体业绩下降，强势投资者要求其调整战略方向，重视油气业务。例如，持有bp公司5%股权的艾略特投资管理公司要求bp将投资集中在回报率更高的上游业务，最终推动bp发布“重建bp”战略。

4.4 误判能源转型节奏，导致欧洲能源转型未做到“先立后破”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没有认识到能源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低估了低碳业务盈利所需的时间周期；能源转型节奏过于乐观，普遍认为低碳业务将在2025年前实现可观回报，于是将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回报尚不明朗的低碳业务设定为核心增长支柱。事实上，截至2024年底，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的低碳业务均未实现盈利和净现金流流入，主要原因在于关键低碳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一是储能技术面临长时储能与成本难题。例如，2023年欧洲储能平均时长仅为1.5小时，无法有效平抑风光波动。二是绿氢产业化缓慢。例如，欧盟2030年绿氢产能目标为1000万吨/年，但2023年仅投产4个示范项目，总产能不足50万吨/年。三是电网灵活性不足与数字化滞后。欧洲智能电表覆盖率仅为60%，需求侧响应技术应用受限，跨区域输电能力不足，北海风电与南欧光伏发电无法高效互联。数字化技术落后，风光出力预测误差导致备用电源成本增加20%。

业务扩张与技术迭代一快一慢，新能源作为主力能源稳定性有所不足，未能“先立”。例如，2021年欧洲遭遇“风电低风速年”，北海风电出力下降15%，导致天然气需求激增。新能源发电装机增速未能匹配电网升级需求，欧洲储能容量仅覆盖电力需求的2%。但是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激进的能源转型战略使得传统能源大幅减产，已然“先破”。由于过快削减油气勘探投入以及剥离大量油气资产，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平均油气产量仅为转型前的70%。2023年德国全面弃核，多国加速淘汰煤电，西班牙2025年正全面退煤。近期葡萄牙、西班牙停电事件虽然由高温天气触发，但根本原因在于能源转型“先破后立”。

4.5 误判低碳业务的发展模式，过度多元化导致未能培育出高回报的优质业务

一方面，欧洲国际石油公司低碳业务发展目标多元化，投资分散。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同期涉足可再生能源发电、氢能、生物燃料、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多个领域，且都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以bp和壳牌最为突出。2020年以来，bp、壳牌在氢能、生物燃料、移动出行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上的低碳投资占比分别高达5%～10%，导致其在重点培育的风力发电领域投资占比均不足40%，回报率不足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克森美孚始终将碳捕集与封存作为其能源转型的核心领域，2020年以来60%的低碳支出投向了该领域，形成了较好的规模优势和领先的竞争能力，目前埃克森美孚碳捕集能力占全球总能力的1/5，相关项目预计将在2030年带来20亿美元的现金流。另一方面，欧洲国际石油公司未能很好地通过技术复制、基础设施改造、管理模式迁移等方式将传统油气业务经验转化为低碳业务的竞争优势。例如，bp海上风电项目与油气勘探开发团队在技术复用、供应链整合方面协同不足，导致Hygge风电项目因缺乏海上工程经验而超支27%。据伍德麦肯兹公司测算，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若能实现油气与低碳业务深度耦合，可使综合转型成本降低18%～22%，但当前实际协同价值释放不足预期的40%。

5 对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回调的主要认识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在2023年陆续进行能源转型战略回调后，部分公司业绩出现明显回升。总体看，本轮战略回调只是对过去误判的纠偏，不会影响能源转型大势。但也应认识到能源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先立后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强政府、行业、企业协同等。

5.1 能源转型不能一蹴而就

能源转型没有最优模式，各公司需结合实际，灵活调整，摸索出适合自身的转型发展道路。一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必须不断提高形势研判与战略前瞻能力。二是明确能源转型的路径并非简单的“去油气化”，而是要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充分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管理经验和需求市场差异化特点，制定适合的发展路径，确保公司长远发展的盈利性和可持续性。三是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且受政策法规、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资本市场预期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需保持高度灵活性。例如，壳牌2023年提出“以回报为导向”的新转型战略，迅速推进从组织架构到业务执行的系统优化，2025年一季度净利润扭转持续下滑态势，环比大增35%，赢得资本市场的认可。

5.2 能源转型应“先立后破”，而非“先破后立”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的经验表明，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引领全球，2024年，非化石能源投资占全球的1/3；可再生能源已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发电装机容量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64%；风光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3.3亿千瓦，继续稳占全球增量的60%。但由于发电可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燃煤机组经济运行小时数，再加上光照、来风、来水情况不稳，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尚难担当中流砥柱的重任。

当前中国仍在统筹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化石能源既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又是新型电力系统下维护电力安全的“稳定器”。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是保障短期能源安全供给和奠定长期转型基础的战略性部署。

5.3 技术创新是把握能源转型先机的关键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关键低碳技术瓶颈未有颠覆性突破，同时缺乏应用场景与产业化优势，导致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逐步丧失先机。2024年中国新兴技术规模化又迈上了新台阶。新型储能和碳捕集与封存规模实现翻番。2024年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已经快速从商业示范进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碳捕集能力达到995万吨/年。“绿电-绿氢-绿甲醇-绿氨”产业链不断延伸，绿氢单体项目规模和产能显著提升，绿色氨醇规划项目超过160个。中国新能源技术发展已实现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

5.4 能源转型需要政府、行业、企业的高度协同

2020年欧洲对战略自主、行业对世界领先、企业对业绩回报的追求总体趋同，但在后续发展中，政府、行业、企业未能形成合力。一是政府层面研发投入增长乏力。2023年，欧盟整体研发支出增长率仅为1.6%（中国为8.7%），且过度偏重基础研究。二是行业层面配套不足，制约技术迭代和商业化落地。欧洲新能源产业链本地化水平较低，基础制造能力和配套设施薄弱，生产成本较高（欧洲光伏组件的平均制造成本为中国的1.5倍以上），盈利空间有限。三是公司层面目标多元，投资分散。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同期涉足可再生能源发电、氢能、生物燃料、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多个领域，bp、壳牌在氢能、生物燃料、移动出行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上的低碳投资占比分别高达5%～10%，导致其在重点培育的风力发电领域投资占比均不足40%。

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在于独特的“中国范式”，即“政府顶层设计、行业动态适配、企业创新突破”的协同机制。一是政府主导的“动态目标管理”机制。例如，区别于欧盟的刚性减排目标，中国采取“碳达峰、碳中和”“1+N”的政策体系，根据建设进度动态调整。二是行业层面“产业链响应”系统。例如，光伏行业协会建立全球首个产能预警系统，将组件产能利用率稳定在85%～90%合理区间。三是企业层面的“竞合生态”系统。例如，宁德时代牵头组建的“先进电池创新联盟”，整合72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将固态电池研发周期缩短40%。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国的协同转型模式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下降速度较全球平均水平快1.8倍。

5.5 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仍面临较多挑战

欧洲降低对外能源依赖需至少5～10年，未来5年将是欧洲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欧洲能源价格到2028年仍将处于相对高位。煤电重启面临碳排放增长的压力，且难以快速填补缺口。欧洲LNG接收站建设提速，但完全摆脱对俄依赖仍需时日，期间能源价格仍将高于新冠病毒疫情前价格水平。能源转型所需资金规模较大，经济压力与内部矛盾加剧。欧盟估计到2030年前每年需额外投资5200亿欧元才能实现碳减排目标，电网升级需至少1万亿欧元投资。欧盟原定于2025年一季度末公布的2040年气候减排目标（较1990年减排90%）已推迟发布。地缘政治不稳、技术进步不明、社会不公平加剧以及政策可信度不足使欧盟内部达成共识的挑战较大。

欧洲短期内难以突破“中国技术+全球资源”的既有体系。关键矿产供应链相对脆弱，中国是其较大的进口来源国。欧洲锂资源严重依赖进口，中国拥有全球60%的锂加工产能；风机关键材料稀土永磁体95%以上来自中国。新能源制造业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2023年欧盟光伏组件90%依赖从中国进口；风机叶片碳纤维、轴承等核心部件依赖亚洲；海上风电安装船严重不足，常因船只短缺延迟1～2年，而全球近70%的安装船由中国持有。欧洲能源转型面临着成本与速度的权衡，技术自主与全球化分工的权衡。欧盟《净零工业法案》要求本土生产40%的清洁技术设备，但高能源成本削弱了本土制造的优势，可能增加对中国光伏、电池产品的依赖。关键低碳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且研发缺乏协同，集中突破关键核心领域难度较大。若未来5年在固态电池、绿氢储运、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未能实现颠覆性创新，欧洲将在全球失去能源转型主导权。

6 启示与建议

6.1 统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先立后破”，做好新旧能源接替

一是将传统能源低碳化改造升级。bp、壳牌等国际石油公司转型战略回调，增加油气投资和产量，在维持油气主业的同时推进低碳转型。可借鉴美国国际石油公司的具体做法，在油气开采中推广节能技术，例如利用碳回注驱油减少伴生气排放、引进新技术提高能效等，降低碳排放。二是制定能源转型过渡方案。吸取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过快的教训，以天然气、蓝氢等作为过渡手段，渐进式转型，逐步实现清洁能源替代。三是兼顾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同时建立国家能源应急储备机制，增强区域能源供应韧性，确保区域能源安全。

6.2 差异化和归核化相结合，聚焦于自身禀赋，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

吸取欧洲国际石油公司发展领域分散、协同性不足的经验，借鉴埃克森美孚等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将低碳投资集中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氢能和锂矿等与传统业务协同的领域的做法，结合中国资源禀赋特征，集中力量发展五大优势领域，用差异化技术重构价值链。一是推进页岩气革命2.0，实现技术差异化；二是通过老油田“碳驱油”形成经济闭环，实现模式差异化；三是打造天然气枢纽，实现布局差异化；四是推动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出海，实现生产能力外溢；五是通过绿氢耦合炼化，实现能源转型的嫁接。

6.3 能源与金融相结合，综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

针对欧洲国际石油公司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剧、企业股东对投资回报的高要求等问题，可再生能源项目可根据其发展阶段、风险特征、规模和政策环境，融合金融手段，撬动更多资金进入这一领域。一是可以使用商业贷款、绿色信贷等传统债务融资方式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石。二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资产支持债券、基础设施公募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扩大资金来源。三是可以通过私募股权、战略投资等股权融资方式实现高风险高回报。四是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碳金融等混合融资方式优化资本结构。五是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税收等公共资金撬动私人资本。

6.4 强化政策协调与标准对接，加强多边合作，塑造绿色能源合作规则

一是建立统一的绿色标准。借鉴国际石油公司通过政策游说与标准制定影响行业规则的做法，联合制定或互认绿色能源技术、产品的标准，避免合作过程中的重复认证。二是共同制定区域碳减排目标。借鉴国际石油公司设置碳减排目标并灵活调整的做法，制定周边区域碳减排目标，定期评估，及时调整。三是建立绿色信息分享平台或机制。参考国际石油公司的能源数据系统，整合可再生能源资源、碳足迹等信息，为与周边国家合作提供支持。

6.5 加强技术合作与共享，培养技术人才，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技术瓶颈和研发资源难以形成跨国合力是限制欧洲国际石油公司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以链长企业为核心，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和技术共享平台，聚焦储能、氢能等绿色能源发展的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发，集中攻关。同时，灵活采用高校联合培养、绿色能源合作项目实践等多种方式，培养新能源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