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相对过剩但副产品短缺，调整的重点是压粮扩经。
90年代初，早籼稻出现“打白条”现象，调整的重点是发展“三高”农业。
90年代末，“卖粮难”再次出现，国家战略性调减三大主粮面积，5年粮食减少2.2亿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减幅最大的一次。
近两年，出现玉米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增”，经济增速、消费需求、市场价格“三降”，财政负担加重、种粮收益减少，拉开了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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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万年的农耕文明传承积淀、璀璨夺目。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奉时令、顺节气、惜土地，由刀耕火种走向精耕细作，逐渐形成了东耕西牧、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诠释着“天地人禾”的哲学真谛。从先秦时期的“吃饱无毒即可种”，到秦汉时期“品种选择育良种”，再到魏晋南北朝“南稻北粟麦相争”。纵观我国农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种植业结构调整史，书写着作物品种的更迭演变，记载着结构布局的时代变迁。
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才能迈出前进的脚步。当前，我国种植业发展正面临深刻变化，老问题不断积累、新矛盾不断涌现。
一是资源环境约束。我国人多地少水缺，人均耕地、淡水资源分别仅占世界的1/3和1/4。化肥农药过量投入，面源污染问题突出，靠拼资源消耗、拼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二是农产品结构失衡。玉米多了，大豆少了，优质稻谷、小麦、高品质果菜茶，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三是种植效益收窄。随着物化、人工成本的快速上涨，三大主粮亩均收益不到130元，农业生产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四是市场竞争加剧。由于生产成本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国内谷物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0%以上，出现“洋粮入市，国粮入库”的情况。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种植业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搞好谋篇布局，防止出现一些误区。
一防粮食生产滑坡。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生产有过3次大的滑坡，都是在形势好的时候。历史一再证明，粮食大落容易起来难，一时多一点少一点是技术性问题，但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不能让发展中的技术问题影响战略决策。 二防农民收入缩水。农民是结构调整的主体，要让农民愿意调、调得动、稳得住，必须有账可算。近两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放缓，第三季度甚至低于GDP增速水平，需要在完善政策、拓展增收渠道上想办法、找出路。 三防政府干预过度。把政府调控的“速度”和市场调控的“准度”相结合。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越俎代庖、不搞一刀切。
结构调整是种植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不仅是面积上简单的此消彼长，更是产业、市场等多种要素的有机融合。要做到“四个注重”：
更加注重区域适应性。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减“镰刀弯”等非优势产区玉米面积，改种青贮玉米、优质饲草、薯类杂粮，构建科学合理、优势突出的生产格局。 更加注重市场导向性。光种出来还不行，还得有销路，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多元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促进订单种养、产加销融合。 更加注重农牧结合。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把“粮仓”变为“粮仓”+“肉库”+“奶罐”。 更加注重用养结合。实行粮豆、粮饲轮作，推动部分地区休耕，保护地力，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种植业结构调整是一场没有休止符的战争，需要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方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
一要加强规划引领。明确不同区域的调整重点，做到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草则草。
二要加强政策扶持。稳定存量、优化增量，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引入政策性、商业性金融资本，增强结构调整的“造血”功能。
三要加强市场引导。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稳定在合理水平，根据国内外供求变化，搞好余缺调剂，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农业部门作为结构调整的设计者和推动者，要有敢于担当的气魄、攻坚克难的决心，加强协调，搞好服务，有力有序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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